芃生所寫的並非一般的簡單情報，而是洋洋灑灑的大塊文章，事前並沒有什麼準備，一切都是臨時的設計，所有的材料，藏在他一個人的腦子裡。 我在紐約的這一年，自1940年5月至1941年3月，恰好是美國參戰與否的決定年，大部分發生的，都是我親眼看見與研究的事實，美國人的心理與態度，最初對於英國、法國雖說同情，然而極圖避免捲入戰爭之中。 羅斯福總統的作風與手段，甚為高明，他早曉得戰爭終於無法避免，所以隨戰事的發展，一步一步的試探輿論、製造輿論、最後領導輿論，把人民抽象的同情，順水推舟地，使它變成了實體援助，終至走上參戰的途徑。 美國參戰已成定局 我的工作比較辛苦，沒有幫手，每兩周長篇大論的報告一次，事前的準備多，包括蒐集有關材枓，參看各種報章雜誌報導與分析，加入座談討論會，以及徵求一些政論家的意見等。題目均係以美國為中心，兼及國際政治的變化，然而直接、間接地離不開與美國參戰有關。所以芃生每次接到我的報告後，轉呈蔣委員長參閱，頗得好評。 惟自1941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《租借法案》之後，我認為美國的參戰已成定局，不過時間上遲早的問題了。堅持再待下去沒有必要，於是決定離開美國，同到重慶加入抗戰，猶憶在美國觀察研究這麼久，在公的方面因時局艱難，值此緊要關頭，應為國家多盡一份責任。 而在私誼上，與芃生的深厚友情，他的事等於是我的事一樣，只要做得到，並不計較任何物質上的報酬。以10個多月的辛勞，除國際問題研究所每月津貼150美元的房租雜費外，並無其他收入，而外交部的薪俸，在離開奧地利維也納之日，即已停付。是以經濟上毫無報酬，而使命能在此適當時期完成，精神上得到無窮的安慰。 我於1941年4月中，離開美國紐約前往香港，在香港停留了兩個星期。5月初飛往重慶，抵達時，王主任芃生兄已到機場迎接。機場在嘉陵江的河場中，江水乾退，露出來的沙地作機場，這很特別。我與芃生兄別後5年未見，倍覺親熱，彼告我們應在機場稍候，一路迎接老上司賀耀祖先生。 當時賀公為侍從室主任，隨蔣委員長視察前線歸來，彼下飛機後見我與芃生在一起，喜逐顏開，十分高興。寒暄之後，囑我暫時不必急回外交部，因為行政院的經濟會議，彼為祕書長，組織龐大，其中最重要的物資組，正缺少一個主任，請我前往擔任。我對此事的內容一點不知，僅唯唯而已。 此時的重慶，經日本一再大轟炸之後，房屋奇缺，居住的地方不易找到，只得暫且寄居芃生家裡。我帶的行李甚為簡單，只有一個大帆布袋，所有的家當都放在裡面。晚上睡覺的被蓋，都是從國際問題研究所漁村辦事處借來的。 芃生的家在曾家岩山坡之下，該辦事處即在山坡之上，兩地相隔不遠。芃生兄頭一件事，即給我一個少將參議的頭銜，我拒絕不肯接受，他笑道：「這只是一個名義，並沒有薪水，你不能拒絕。因為有了它，才能解決一個重大問題，就是平價米的配給。你如不嫌棄，住在我這裡，我很歡迎，不過配給的米，我不能不要，否則缺糧。」我聽了無話可說，只好表示謝意的接受。 次日，我2人同往賀貴公處，此時的貴公，身兼數職，一為市長、二為侍從室主任、三為經濟會議祕書長，可以稱為紅得發紫的人物。他的太太倪斐君，頗有男子氣慨，說話做事直截了當，從不轉彎抹角，我們倒很談得來。然而一般人認為，她幾近左傾，常與孫夫人宋慶齡在一起，以後蔣對賀貴公的信賴，有些人說，亦因此大受影響。 與國際問題研究所來往打交道的，大都是英國、美國的情報人員，我既住在芃生家裡，當然是無條件的擔任義務通譯，因此也認識了許多這一行當的國際人士。每當某一情報負責人返國述職之前，照例的前來拜訪芃生，要求他把對日本的觀察，做一書面的判斷，以便帶了回去，有所交代。芃生總是滿口的答應，而每因時間的急促，不得不連夜趕工，這對我而言，確是一個苦差。 日寇敵情料事如神 原來，芃生所寫的並非一般的簡單情報，而是洋洋灑灑的大塊文章，事前並沒有什麼準備，一切都是臨時的設計，所有的材料，藏在他一個人的腦子裡。他是滿腹經綸，下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，有用之不竭、取之不盡之勢。他一邊寫一邊吸菸，有時稍加思索而抽菸更猛，弄得滿房煙霧，桌上大盤堆集了菸蒂，我等他寫完一段，便把它譯成英文，還有一個打字員坐在旁邊，把它打成幾份拷貝。 這樣的通夜不眠，繼續完成工作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已是頭昏眼花，精疲力倦。而芃生倒笑容滿面，先請我到浴室洗澡，恢復疲勞，再到餐廳吃上一頓豐富的早餐，然後回來睡覺。先生的工作方式，每每如是，好在不是天天有的，久之亦習以為常。（待續）
